“延安热”是怎样形成的

■新中国构想及具体价值观念的憧憬,都极大震撼了有志青年,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意识 到延安去!曾经作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,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,激励着广大热血青年......

  ■“新中国”构想及具体价值观念的憧憬,都极大震撼了有志青年,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意识

  “到延安去!”曾经作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,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,激励着广大热血青年,从四面八方、天南海北汇聚到延安—中国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核心枢纽,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大洪流,成为重要的有生力量。

  数万青年不惧风险奔赴延安背后,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和精神力量?这对广大党员及当代青年的信仰和价值观有何启示?

  1943年12月22日,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,抗战初期到延安的(包括到抗大学习的)知识分子共四万余人,不包括西北局系统。这个数字来源比较权威,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使用这一资料。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,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,可能青年的人数要超过此数。目前还没有关于这四万青年来源的系统研究成果,如具体的各省分布、出身比例、职业比例等。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,主要从各种回忆录、传记、日记等相关出版物中,大体上呈现出相对清晰的轨迹与轮廓。

  从家庭出身来看,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,如黄华、何其芳、周扬等;有出身于富农家庭的,如何方、张腾霄等;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,如吕骥、丁里、陈学昭等;有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,如田家英、光未然、沃渣等;有出身于华侨家庭的,如何干之、李凡夫、莫邪等。有出身官宦世家的,家世较为显赫,家境殷实。也有的虽然家道中落,但家庭条件还是比普通人优越。例如,后来曾经担任的秘书、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,其父亲李积芳民国二年(1913)出任国会众议院议员。著名哲学家艾思奇,原名李生萱,其父李日垓,毕业于京师大学堂,曾经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司长、内务司长、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。著名记者胡绩伟,其叔祖父胡素民、其大伯父胡驭垓都是同盟会会员,胡驭垓在保路运动中被端方杀害,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议员。胡绩伟在自述中称:“我家出了两位元老”。丁玲,原名蒋冰之,祖父做过大官,父亲蒋宝黔虽然早逝,但母亲精明能干,担任过女子学校的学监,家庭条件比较优裕。邓友梅的父亲邓宝珊,时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。此外,从受教育程度来看,不少人出自名牌大学。如清华大学的韦君宜、燕京大学的黄华、北京大学的何其芳、上海大夏大学的周扬、武汉大学的李锐等。从职业分布来看,主要是青年学生、年轻教员、留学生及爱国华侨、归侨等。

  数万青年排除万难,甚至冒着巨大生命危险奔赴延安: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,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,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;著名画家华君武,瞒着母亲,在朋友帮助下,从上海出发,经过香港、广州、汉口、重庆、成都、西安,最后到达延安。有的青年到西安后,徒步八百里,在风沙弥漫、雨雪交加、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;有的青年沿路遇到设立的封锁线,不少人遭受扣押;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,带病前行……尽管各有各的困难,但却无法阻挡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:漫画先锋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地在地上翻滚,亲吻着延安的土地。

  抗战初期数万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,“到延安去”成为最为时髦与自豪的时代口号。数万青年赴延安,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。比起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起的青年学生从军运动,虽然学生学历比不上,但却具有开创性。

  数万爱国青年跋山涉水、冲破各种阻力奔赴延安,原因是多种多样的。有学者从抗战初期的形势、中国方针政策及边区建设的成效、左翼文化影响、个人因素等角度做了分析;也有学者从抗日的理想信念力量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吸引、边区生活供给制度的保障、媒体宣传等视角予以探讨。总之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都丰富与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。结合掌握的资料,参考前述研究成果,对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做进一步分析探讨。

  第一,新中国的憧憬。中国明确提出了“新中国”的宏伟构想,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新的憧憬。鸦片战争以后,清朝统治无能,日渐衰败,中国饱受西方侵凌。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,提出了诸如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等设想。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提出了建立“新中国”的设想。此后,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也有类似的表示。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蒋介石,也曾经提出建立新中国的设想,但是,其所建立的政府与其设想差距甚远,始终停留在口号阶段。中国此时提出新中国的构想,并积极付诸实施。1937年7月15日,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“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”的主张,并喊出了“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!”这是中国明确提出“新中国”比较早的系统表述。

  随后,多次提到“新中国”,并赋予其自由、解放、平等、幸福等诸多内涵。1938年3月5日,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:“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,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,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,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,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。”1938年5月4日,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19周年晚会,号召青年们行动起来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,为建立独立、自由、幸福的新中国奋斗。1939年5月1日,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,并发表讲话。他说: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?是打日本,建设新中国,所以叫“抗战建国”。5月4日,演讲完毕,接受延安青年献旗,旗上书写“新中国的火炬”。12月1日,起草《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》,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重视知识分子,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,指出:“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,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,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,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,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,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。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,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。”反复提及建立“新中国”,需要广大青年的积极参与。中国提出建立新中国,审时度势,恰逢其时,构筑了一个令广大青年无限憧憬的光辉未来,顺应了时代潮流与民众希冀。安徽青年王仲方说道:“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,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。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,我们选择了中国。”这是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延安的最主要因素。

  第二,抗战初期,延安是中国青年心中的圣地。的确,此时的延安,与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,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。1937年11月27日,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,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。“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,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,待遇相同,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,牺牲个人私利,故人人平等,并无薪水。”1938年,“边区开始实行直接、平等、不记名投票的普选(不分阶级党派,不分宗教信仰,男女平等,民族平等)”。选举中,实行“普遍、直接、平等、自由的选举原则”,并且采取“画圈、画杠、画点、投豆”等方式,以满足不识字者与识字不多者参与投票,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。

  延安官兵平等、人人平等、没有贪污的社会政治生活氛围及实践,吸引了不少追求平等、自由的青年。西安中学生高秀芳、杨济安在回答为什么去延安时说:“现在正是国难时期,的官员却不知奋发图强,而是贪污腐化,大发国难财,使得民不聊生,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,没有出路,感到苦闷(彷徨),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,既为自己寻找出路,也替国家民族效力。”著名音乐艺术家冼星海当时正在上海任教,据其日记记述:“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,延安‘鲁迅艺术学院’寄来一封信,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。我问了些相识,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,他们回答是有的。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,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。”在确信有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及来去自由后,冼星海来到延安。丁玲1936年10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,1937年发表了长诗《七月的延安》,对延安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。诗中写道“大伙儿来吧,自己的事,我们自己管。找不到赌场,百事乐业,耕者有田。八小时工作,有各种保险”,“街衢清洁,植满槐桑;没有乞丐,也没有卖笑的女郎”,“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,活泼,聪明”,“七月的延安太好了,青春的心燃烧着”。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因素还有很多,如中国的召唤、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,抗战的失败,平型关大捷的鼓舞等。

 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,除少部分进入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理论、文化艺术外,大多数进入主要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标的抗日军政大学,简称“抗大”。抗大前后共办了8期,其中,1938年开办的第四期、第五期,包含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分别有4655人、1.33万人,达到近2万人。1938年8月5日,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发表讲话,明确提出学员毕业后的三种出路:当学生、当教员、当指挥员。特别针对第三条出路,强调指出:“现在是抗战,‘游击战争’四个字,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,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,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员或政治指挥官。”具体有多少抗大学员奔赴前线做了军事指挥员与政治指挥官,目前还没有看到数字,但这批文武兼备的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,下沉部队基层,成为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坚分子,对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  数万青年到达延安后,经过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等学校的短期训练,分别充实到各个岗位,成为中国抗战及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。数万青年奔赴延安,逐渐融入以工农为革命主体的新环境之中,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,提升了延安干部的知识层次,丰富了延安干部的构成,形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,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,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,对边区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特别是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,对新中国的建立,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。

  数万青年克服重重阻力,从繁华都市来到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黄土高原,说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,无穷的。精神力量在特定时代发挥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作用。此时的延安,顺应了历史与时代潮流,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。中国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设想,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主张的具体实施,“新中国”构想及具体价值观念的憧憬,都极大震撼了追求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文化的有志青年,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意识。

  中国的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的自我实现发生了强烈共鸣与无限契合,这种强烈共鸣与无限契合,既使中国的崇高追求得以实现,也使广大青年的人生价值与事业得以成功。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城市、“最快乐的城市”“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”。年轻、快乐、一道干这些充满活力的元素,无疑成为青年无限向往之地。延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事业,展现了无穷的魅力,广大青年可以在此大展宏图,实现人生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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