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大家笔下的艺匠

时间:2021-04-13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点击:
《圬者王承福传》是唐代大诗人、文学家韩愈(768-824年)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,正是通过这篇文章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。 在那时

  《圬者王承福传》是唐代大诗人、文学家韩愈(768-824年)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,正是通过这篇文章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。

  在那时的社会,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,生活在社会底层,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,被人们称为“圬者”,就是干脏活的人,可见社会地位的卑微。

  贞元十六年冬,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,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,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。为了更有把握,韩愈找了个住处,把自己“宅”了起来,准备应试。正是这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,交谈中发现了他许多独特的观点,“听其言,约而尽”,因此决定为其作传。

  “圬之为技,贱且劳者也。有业之,其色若自得者。听其言,约而尽。问之,王其姓,承福其名。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,发人为兵。持弓矢十三年,有官勋,弃之来归。丧其土田,手镘衣食,余三十年,舍于市之主人,而归其屋食之当焉。视时屋食之贵贱,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;有余,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”

  根据韩愈的记载,王承福本是农民,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,经过十三年的征战,屡立战功,朝廷要给他封功授官,他却没有接受,认为自己能力有限,也只能“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”,于是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。韩愈了解到,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,一直没有买房子,而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,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,有了盈余,就送给残疾、挨饿的人。

  王承福说:“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易能,可力焉,又诚有功;取其直,虽劳无愧,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强而有功也,心难强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,用心者使人,亦其宜也。吾特择其易为无愧者取焉。”

  对于王承福的想法和做法,韩愈很不解,王承福解释道:多年来,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,十年河东十年河西,世间多变,沧海桑田,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。我打听他们的邻居,有的说,这家主人犯了死罪,已没了几年了;有的说,老主人已经去世了,他的子孙不务正业,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;还有的说,人死后,财产都充公了。幸福来得慢的地方,灾难也来得慢,比如清贫人家;幸福来得快的地方,灾难也来得快,比如王侯门第。我虽清贫,几十年了,我没失过眠,没得过病,没有过忧虑,看到身边的人们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,我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  韩愈记载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朴实想法,不乏人生感悟和生活智慧。从另一个侧面让人看到当时的长安,正因为有了王承福他们,人们才能安居乐业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是王承福这样的普通工匠,造就了长安的辉煌。

  韩愈的朋友柳宗元在一篇名为《梓人传》的传记中,记载了一个木匠,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,他的身上也是透着睿智。

  柳宗元记载的是: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,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。一天,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,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、圆规、曲尺、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,裴封叔十分奇怪,就问他有啥技能,木匠人回答道:“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。看房屋建筑的规模,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、深浅、方圆和长短的需要,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。若是没有我,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。”

  后来,京兆尹要修建衙门,门口来了很多民工,他们大多都带着斧头和刀锯,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。之后,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,估量房屋的规格,挑选可用的木头,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。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,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,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骂了,也没有人怨恨他。房屋建好了之后,在正梁上的题字,却是这个木匠的姓名。

  柳宗元对此感慨万千:“彼将舍其手艺,专其心智,而能知体要者欤!吾闻劳心者役人,劳力者役于人。彼其劳心者欤!能者用而智者谋,彼其智者欤!是足为佐天子,相天下法矣,物莫近乎此也……彼佐天子相天下者,举而加焉,指而使焉,条其纲纪而盈缩焉,齐其法制而整顿焉;犹梓人之有规、矩、绳、墨以定制也。择天下之士,使称其职;居天下之人,使安其业。视都知野,视野知国,视国知天下,其远迩细大,可手据其图而究焉,犹梓人画宫于堵,而绩于成也。能者进而由之,使无所德;不能者退而休之,亦莫敢愠。不炫能,不矜名,不亲小劳,不侵众官,日与天下之英才,讨论其大经,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。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。”

  柳宗元觉得他为了统筹大局而放弃手艺,成长为用脑子干活的人,便是有智慧的人。他能成为木工们的领袖不足为怪,值得辅佐帝王、治理国家的人学习、借鉴。

  柳宗元笔下这位善于动脑的木匠,能够设计房屋,包括装修房屋,甚至能够调动许多工人,来建设广厦,不得不说他是一位精明的领袖型木匠。

  且读唐代诗人王建《寻橦歌》一诗:“人间百戏皆可学,寻橦不比诸馀乐。重梳短髻下金钿,红帽青巾各一边。身轻足捷胜男子,绕竿四面争先缘。习多倚附欹竿滑,上下蹁跹皆著袜。翻身垂颈欲落地,却住把腰初似歇。大竿百夫擎不起,袅袅半在青云里。纤腰女儿不动容,戴行直舞一曲终。回头但觉人眼见,矜难恐畏天无风。险中更险何曾失,山鼠悬头猿挂膝。小垂一手当舞盘,斜惨双蛾看落日。斯须改变曲解新,贵欲欢他平地人。散时满面生颜色,行步依前无气力。”

  王建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顶竿惊心动魄的场面。这种顶竿,又称戴竿、都卢寻橦等,是由一名艺人顶戴一根长竿,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,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,而戴竿人则要使长竿保持平衡。

  在那时,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戴竿艺人,唐德宗时,有一个叫王大娘的戴竿艺人,能首戴十八人而行。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的艺人,幽州人,能够戴竿高七十尺,让自己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,站在一个托盘里,毫无惧色。唐敬宗时还有一个幽州女子石火胡戴竿技艺更是高超。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,为了生存,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,又称顶竿的杂耍技艺。这种空中技艺,在盛唐已达到顶峰,并且在技巧上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。宰相刘晏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,写诗赞道:“楼前百戏竞争新,惟有长竿妙入神。”

  唐苏鄂《杜阳杂编》记载了石火胡一次到京城给皇帝表演的经过:唐敬宗(825-827年)时,“上降日,大张音乐,集天下百戏于殿前。有伎女石火胡,样女五人,才八九岁,于百尺高竿上,张弓弦五条,命五女各居一条上。衣无色衣,执戟持戈,舞破阵曲俯仰来去,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。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,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,手中皆持五彩小帜,床子大者始一尺余,俄而手足齐举,为之踏浑脱。歌乎抑扬,若履平地。上赐甚厚”。

  这段记载让人看了惊心动魄,即使今天来看,也是十分了得的技术;更让人感受到了她们在当时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。